文
魏老师
又是春节。
爸爸带孩子们去了澳洲。作为全职妈妈，则特意留在家里，独自一人享受这难得的片刻安静。看看书写写字，偶尔孤独，偶尔回忆。
细算，这是来到世上的第45个春节，想来实在幸福，还健康地活着。母亲四十几岁，身体已渐衰多病。而母亲的母亲和父亲的母亲，都在四十岁那年去世。还记得那时，刚过四十岁的母亲常常窃喜：过了四十岁，多活一天都是赚来的。如今，母亲已年过古稀，坐在轮椅上也有十几年了，这赚来的生命于她，不知是喜还是忧。
从为人妻开始，告别那个被称为“故乡”的地方，一晃，快20年了。此刻，尤其怀念那些在故乡度过的，有意思的春节。
故乡在中原腹地——河北。一望无际的平原，养育了我们坦坦荡荡的心怀。直到现在，跟人相处，仍然没有学会拐弯儿。常常人称作“傻大姐”。
还记得河北的春节，一进腊月，平时散在院头的土堆、柴火啊，全被清理走了。家家户户都把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。站在长院的一头，看着清清白白的地面，小小的心里，满是对春节的期待和欢喜。
母亲说，进了腊月就是年，小孩子不许哭，一哭就把明年的好运都冲掉了，于是，我们不哭，期待新的一年有好的运气。
首先盼来的，是腊八的黏饭，母亲会在前一夜，把小米黄米红豆绿豆花生红枣等等各种物料泡上，那时候，我们没有大米和白的糯米，因为不产，也没有物流。腊八饭要黏，全靠自己种的黄米，俗称黍子。后来长大些，集市上有了大米，偶尔买来煮饭，都是跟小米掺在一起。能吃上一餐白白的米饭，常常是我们的梦想。
经过一夜的浸泡，各种米已经很容易煮熟。不用母亲叫，噼啪的烧柴声以及浓浓的腊八饭香早早把热被窝里的我们唤醒，寒冷的冬日，手捧着一碗滚热的加了红糖的浓稠的黏腊八饭，那种满足，在后来的生命里，无可替代。
还有各种走街串巷卖零食的，在年根儿底，忽然就多了起来。米花糖、芝麻糖瓜、玉米面做成的各种糖（至今都叫不出名字来），还有一种叫拔糖。把糖熬成稀稀的，黏黏的，装在盆子里。透明的琥珀色，煞是诱人。一分钱，买一坨，要用两根细细的小竹签，搅起来，然后一手捏一根，拉长再缠绕在竹签上，再拉再缠，动作要快，不然稀糖会掉在地上。几个回合之后，拔糖就由琥珀色变成象牙白，由稀变浓，就稳稳的黏在竹签上，只等着拔糖的人来享用了。农村的孩子，央求几个硬币买来的拔糖，都舍不得一下子吃掉，只一口一口舔着吃。
母亲管得严，并不是每天都有零花钱。记得有一次，偷偷从抽屉里拿了几分钱，买了一大坨拔糖，跟小伙伴一起边走边拔，糖被拔得恰到好处，象牙白里闪着光泽，一圈一圈拉长产生的细细的纹路缠绕成各种不规则的图案，像工艺品，舔了一口，甜丝丝的感觉直抵内心。一抬头，忽见父亲踩着自行车从村子西头过来，情急之下把拔糖扔到地上，一脚踩上去，恐惧盖住了欲望。
父亲从身边走过，才开始了撕心裂肺的沮丧。
那时候，父亲已经在外面上班，在农村，我们已经算是富裕人家。只不过，由于奶奶和姥姥去世很早，两家兄弟姐妹七八个，父亲母亲都是家里的老大，于是父亲母亲都在十几岁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。弟弟妹妹们盖房结婚生子，都是父亲母亲一手操办。因此他们生活节俭，对我们也很严苛。
这踩在脚下的拔糖，后来跟父亲谈起过，说的人笑着，听的人却满眼泪光。
令人难忘的，还有到村子里来爆米花的。一堆火上架着一个小口的椭圆黑锅，一架大风箱，装进去一碗干玉米粒，在火上来回旋转着烧。火候一到，那人用一只脚踩着锅，一只手抡起一个铁锤子对着锅盖用力一砸，砰地一声，爆炸了，炸出了一锅白花花黄灿灿香喷喷的爆米花。那声音和气味随着冬日的风传出好远。引出了好多农家的孩子，不是所有的父母都给钱他们去爆米花。于是，他们就围着那口黑锅站着，从玉米粒进锅的那一刻起，只等爆炸声一响，刚刚还捂着耳朵的手，立马冲上去抢着吃。
爆一锅米花过年，也成了我们小时候甜蜜的梦望。
那时候的春节，是多么隆重的节日啊，尤其于小孩子。
于是，等啊盼啊，看着墙上的月工牌一张张撕掉，望眼欲穿。
腊月二十三，灶王爷上天。家家户户要买灶糖，母亲一边烧纸，一边念念有词：“只说好不说歹，五谷杂粮多带来。”我们站在一边，看着纸灰到处飞，心里祈祷纸灰千万别飘到灶糖上，供完还要吃呢！
年三十赶花街的欢喜，胜过现在去任何一个国家旅行。
拿到母亲给的几元钱，去赶年尾的最后一个集，叫花街。花街上叫卖各种吃的、玩的、用的。花花绿绿的商品和拥挤的人群，在那时的我眼里，是这个世上所有的繁华。
几块钱攥在手里紧紧的，整个大街来回走上几趟才肯罢休。女孩买花头绳、买年画，吃上几个油炸糕和小笼包。男孩儿买摔炮，再扛上一棵甘蔗回来，真是沉甸甸的收获。
过年，当然也盼穿花衣。
母亲是裁缝，我们都长到十几岁了，还是自己做衣服给我们。再普通的布，她也能做出花样来。剩下的布头做棉鞋。新衣早早就做好了，一定要等到年初一吃完饺子，才从木柜子里取出来，让我们换上。
换上新衣的我们，头都抬不起来了，总是低着头，一会儿看看脚上的花鞋子，一会儿看看衣服上的小口袋。美得无所适从。吃完饺子，一阵风似的，跑到邻居家显摆去了。
不仅穿花衣要等时候，炒花生也要等时候的。
每年年三十晚，包完饺子，才开始炒花生。不管多喜欢炒花生，三百六十五天，只有过年才吃得到。
父亲铲来一簸箕沙子，倒进大锅里，先把沙子炒得滚烫，再放花生进去。花生和沙子一起炒，热量通过沙子传递给花生，这样被炙烤而熟的花生，不会炒糊变焦，待花生凉透，打开发黄的外壳，手指轻撵红衣，一股浓香扑鼻，吃在嘴里，酥脆绵香。
即使是过年，炒花生也是有限的。一般过了初七八，就没得吃了，各种美食都只能在舌尖上回味了。
记得一个周末，母亲下地干活了。我在家打扫卫生，手拿一把扫帚，桌子底下柜子底下任何一个犄角旮旯都不放过。当扫帚从桌子下面出来的时刻，忽然的，一粒花生滚动着，进入了我的视线，在一堆灰尘里，是那样的分明，两个肚子浑圆饱胀，似乎一股浓香的炒花生味，透过结实的花生皮，刺激着味蕾。瞬间扔下扫把捡起花生，迫不及待地剥开投进嘴里，花生已经不脆了，但那滋味却令我足足欢喜。
记忆是一条河，多少事如沙被水带走，经历了那么多人和事，居然还记得那个二月，记得那粒绵软的花生，连同故乡的背影，贯穿了我的四十几年的人生。
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花生了。
也还记得母亲炖的肉，一块一块方方的，炖好盛在盆子，被放进堆杂物的小西屋。有客人来炒菜时就切上几刀。北方的天冷，放凉的肉上挂着一层固体的白油，挡不住馋虫时，我和弟弟就去撕上几口吃。这肉，对儿时的我们，对当时每一个人，都是饕餮大餐。
而此时，我已45岁，吃素很多年了，任何肉食都勾不起我的欲望。
儿时的春节，最有意思的，还有村子里浩浩荡荡地拜年大军。
村子里有几个姓氏，每个姓氏里辈分低的人都相约在一起，去给各个姓氏里辈分高的人以及逝去的祖先拜年。
男孩子都去放响鞭了，我们女孩子站在堂前家谱旁边，口袋里装满糖和花生瓜子，看着父母送走一波又来一波拜年大军，人们彼此寒暄、欢谈。
那时的拜年是真的要磕头的，母亲也教我们，在年初一吃饺子之前给她和父亲磕头拜年。我常常不能跪下来磕头，只好说一些祝福的话应付过去。
现在，父母早已搬离老家，去城里居住。听说村子里人越来越少了，年轻人都出打工，村里剩下的都是些老人。那些出外的年轻人应该像我一样，也很少回家过年了。
故园春风归去尽，何人堪寄一枝花。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春节意识也越来越淡了，常常不知道哪天二九哪天三十，今年甚至没买一棵生菜一包糖果。
孩子们也抱怨说过年没有意思，于是，这个春节，爸爸带她们去了澳洲。
因为，实在也不知道到底该怎样过年，对她们，才有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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